李连杰：同学们好。（掌声）新闻界的朋友好，红十字各位的朋友、领导，我都不能称为领导，因为我们是心灵上的朋友，所以我就说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你们好。其实演讲不敢当，一个小学都还没有毕业的人，站在最高学府的讲台上，不够资格，不够资格去演讲。我真的小学没有毕业。1971年上小学，在北京一个厂桥小学在北京念了一年级就被人抓去练武术，一练武术就没有时间学习了，因为那个时代标榜的是不学习。我只能够用我人生的经历去简单地给大家介绍一下，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人生中的感受，如果这些感受能够对同学们有帮助的话，你就听一听，如果没帮助，你就笑一笑，胡说八道了，李连杰乱说。（笑，掌声）

我在北京出生，两岁没有父亲，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简单介绍一下，我八岁的时候练过武术，为什么练？全世界的记者问过我无数遍，我真不知道为什么练武术，因为那个时候就被学校介绍到那个体育学校，教练说你是练武的材料，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幸运之星选了我还是我选了幸运之星，搞不清楚。第一个月拿冠军，我自认为还是蛮刻苦的，所以三个月后我拿了中国的冠军，是少年，在12岁的时候，不分成年、少年，18岁以下，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第二名比我站在那儿还高。其实没有什么自己个性或人生观的表现，完全是听从领导、大人、老师的安排，一直在成长的过程中。我连续拿了五年的冠军，但是有幸的是，在这五年当中，从11岁开始，我有幸代表中国开始去全世界访问，比如去美国，在1974年的时候见到尼克松，在74年到79年这五年当中，我去过非洲十几个国家，欧洲很多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都去过，亚洲大部分国家都去过。从我看到的人的感受当中，我从11岁开始，不完全相信大人讲的话，因为大人给我讲的是某一方面，但是我看到的某一方面是大人讲的，但是另一方面大人没有讲的我也看到了。一个小孩子，11岁，中国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北冰洋汽水，只有一种冰淇淋，你到美国看到十几种冰淇淋的时候会心动的，都会有一些想法。

一直到16岁，我开始越来越有主见，因为我觉得，大人说的既然不全对，我就自己选择自己的人生吧，因为我已经拿了五年冠军了，再拿下去，第六年，第七年，总有一年被别人轰下来，所以我就选择了拍电影，一个电影就改变了人生，从17岁开始拍《少林寺》，一部电影还蛮成功的，结果就造成了今天我回到北京或者上海，任何一个人都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今天红十字会的会长，好象快60了，说我小时候就是看你的电影长大的。（笑，掌声）我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拍电影了。拍电影以后，遇见了人生中最大的冲击，因为不光是肉体上，我在接近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开始对人生产生了很多的不了解和痛苦的感受。比如我成名了，一夜之间成名，那么就自以为是了，自以为很了不起，虽然表面还戴着谦虚的面纱，但是内心里觉得“嗯嗯嗯”，（笑）很得意的。第一部电影拍完了，我是一天一块钱的人工拍《少林寺》，但是拍完以后，突然有一个人拿了600万的支票给我，600万，在1982年。要我拍两部电影，600万，在那个年代里是多么大的诱惑，真是太美了，我真的很想拿，但是不行，你属于单位，你属于国家，你要回来，拿了的话就要全部上交。不是这个年代，所以大家其实很幸福。

对一个年轻人来讲，不能拿，这个事情是蛮残酷的。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听领导的话再拍第二部电影吧，第二部电影，一天两块。第三部电影三块。你说这对一个年轻人的心理打击是蛮大的，同时，自我中心逐渐的膨胀，完全是以自我中心的角度来看世界，对社会，对老师，对长辈，对很多东西都觉得不公平，觉得你们对我不公平，真的，在19岁以后，一直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全部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社会不满，但是不敢表现，不敢讲，因为讲了以后会挨批评。经过了这一段时间，到了后来，90年代开始，因为自己做了老板，去拍电影，突然之间换了一个角度去看生命，因为以前我是打工的，我整天管人家要钱，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后来，自己做了老板，就发现，你怎么管我要这个，你怎么管我要那个？每个工人都开始重复我以前做过的事情，这个阶段虽然经过了肉体上、精神上的冲击，因为我拍了《少林寺》以后，腿断了，非常严重，我住在咱们北大的第三附属医院，当时七个小时的手术结束以后医生告诉我，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告诉你可以完整的走路，至于能不能拍电影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开一个三级残废证，你可以拿这个残废证在你的一生中做一个因工受伤的保证。作为一个19岁的人，差不多全亚洲都知道我很辉煌的时候，功夫很了不起的时候，我自己会面对人生最大的坎坷，都不能确保我还能不能跑、跳，那个冲击是蛮大的，在我的人生里。八十年代整体来讲，是自我中心、自我膨胀、自我痛苦的一个很长的阶段，一直到我9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我经过每一个年轻人都想经过的阶段，为自己的名、利、物质奋斗的过程，我完全理解，我也很同情每一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问题。

到了90年代以后，我开始思考。开始思考我所学的武术，一直就告诉我有阴和阳两方面的东西，但是我似乎总站在阴的一方面去考虑人生，那么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有一个很大的事件发生，那时候在香港，我正在拍《东方不败》，跟导演有问题，跟电影公司有问题，等等的问题出在一起。那个时候人们说，你跟徐克导演那么好的拍档，怎会出现问题呢？但是你有一个立场，我有一个立场，肯定会有问题，不信你看，老师和学生有点问题，太太和先生有点问题，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阴阳不和，有问题。当时我记得很清楚，记者问我，“你应该很感谢徐克，把你培养出来。”当时我回答说，我那个时候对中国哲学已经很喜欢，虽然我没读过，包括阴阳的观点。当时我说，如果要感谢徐克，我完全同意，但是第一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父母，因为没有他们，就生不了我；第二件事要感谢的是我的国家，因为他们选择了我去学武术，第三个感谢的是我的教练，他培养了我，第四个感谢的是《少林寺》的导演，他发现了我，第五个感谢的是很多的电影公司都请我拍电影，第六当然要感谢徐克导演。这是我站在“阳”的立场上去讲一个感谢的观点，但是我同时回答记者说，我想从阴的那一面再说一次，我没想来这个世界，是我妈妈我爸爸一开心就把我弄来的。真的，可能不斯文，但真的不是我选择来的；第二，是国家希望有人才，觉得我是那个人才才把我选上的；第三，我教练也希望选出一个全中国的冠军，培养一个冠军，也不是光培养我一个，我就是挺有天分的才把我培养出来，我也有立自己的功劳对不对；电影的导演选一个主角，这么多年轻人不选别人就选你，说明你有这个天分才能做这个主角。所以我有这个天分，做这个主角，到后来电影公司发现我能帮他们赚钱才选了我，徐克也知道我能够演绎这个角色才选择我。所以，原来站在阴和阳两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时候，答案是不一样的。我也从这个角度里开始了解生活、了解生命，以至于我后来在香港的发展，去美国工作了几年，后来去欧洲工作了几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人生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不习惯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喜欢在两边晃来晃去，我希望了解中国人想什么，我也想了解美国人想什么。因为只要大家作为一个人，有一个立足点的时候，你就会有自己坚信的思维方法，但这并不是真理。对面的那个人，因为他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东西，他会说出跟你相反的论调，但它也不是真理。所以生命不是一条路走到底，所以现在我们讲回主题。因为我是一个佛教徒，所以2003年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个新闻，看到以后我非常震撼，2003年，中国好象有28万人自杀了，当时我就想，20多万，每一个人有十个兄弟姐妹，父母、爷爷奶奶、同学，那就是十倍的痛苦，几百万人在痛苦。我觉得，我能做什么？因为当你探讨心灵的时候，到了某一个阶段你会了解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何去关心这些人，如何用我的能力所及为社会做一些什么，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通过一部电影，《霍元甲》，去阐述我42年来所走过的心理历程，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告诉人们“自强不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霍元甲提出来的，如果这个问题重新再探讨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生命，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因为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历过，常常以自我为中心来定位去看社会，去看生命，我的老师怎么样，我的同学怎么样，谁对我好，谁对我不好，习惯以自我为中心了。如果可以提早地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一看生命，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什么是我想的，什么是我真正需要的。因为真正想得到和真正需要的未必是一个正题，如果说我非常希望得到一个奔驰，但是当你拥有了奔驰，也会有奔驰的麻烦，因为保养也很贵，保险也很贵。所以任何一个东西，只是量的区别，本质并没有变，我之所以重复是量的区别。我有朋友是做总统，做总统也有总统的痛苦，做明星也有明星的痛苦，但是很多朋友会说，我情愿做总统，做明星，那个痛苦我喜欢。（笑），真的，我不是说这个方向不好，这个方向非常好，但是你要了解，在好的背后的付出是什么，多几个角度来看生命，他们灿烂的背后有多少痛苦，你看到多少明星自杀？我还是很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是我认为那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只能说我尊重他们，但是我只提倡这个东西，因为在任何一个宗教，不管是佛教、天主教还是基督教，等等经过长时间的考验的宗教里，都是反对自杀的，因为自杀只能把肉体的痛苦暂时解决掉，并没有结束。是不是越谈越远了？（笑，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