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20日上午10时,我如约来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一位秘书小姐带我到副所长B•B•科尔沙克院士的办公室,接受他的会见。
他向我表示了欢迎,并简单地介绍了该所的情况。然后,我来到了导师伊凡•柳德维奇•克努扬茨院士的办公室,这也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并未谈及到我的学习和研究事宜。会见时,我的二导师尤拉•依万洛维奇•切布尔科夫也在座,谈话结束后,二导师领我参观了由克努扬茨领导的各实验室,大致地了解一下导师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为了适应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二导师还带我去参观了图书室、元素分析室、红外光谱室、玻璃制作室、药品库、财务室和食堂等部门,这些是我今后常要与它们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与财务室有关,是因为每月7号左右,我要到那里去领取代发的70卢布的助学金,所谓代发是代替我国政府发放的,最后由我国向苏方结算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苏联学习,不仅在名额上是对等的,而且经费也是我国政府负担的,苏联对我们没有任何优惠。
我的导师克努扬茨院士是国际上三位有机氟化学权威之一,与当时英国的赫斯泽尔定和美国的塔伦特齐名。他平素总是喜欢穿着佩戴中将标志的戎装,这表明他被授予了军衔,同时也显示他在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兼了职。他在元素有机化研究所领导了一个有近50人的研究室,分成了若干研究组,我的二导师尤拉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连我在内只有4个人。一个叫娜佳的俄罗斯姑娘,是二年级研究生;另一个叫玛尔达的姑娘是亚美尼亚人,她是实验技术员。她们二人与我算是同事,对我的语言学习和实验工作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论文作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国外,另外两人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的答辩,这不仅给克努扬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我后来发现,与我同批学习的留苏预备生被苏方拒绝,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扬茨院士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苏联科研部门也是实行“一长制”,导师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师级的权威人物更是如此。
导师与我约定,每月5日(如遇休息日顺延)是与我会见的时间,用于布置任务,汇报工作和回答我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见他,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与他特约,否则是不可以随便找他的。至于实验中的具体问题,他完全不管,由二导师来负责解决。
2月5日,我与导师第二次会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向我说明了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与要求。他是亚美尼亚人,讲话带有很明显的地方语音,同时也考虑到我刚来,听说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讲得比较慢,有时遇到化学分子式和化学反应式,他还以笔写助谈。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完全听懂了,这也增强了我用俄语学习和工作的信心。
导师介绍说,苏联研究生学位分两种,一是博士,二是副博士,前者是很难的,后者要高于欧美国家的硕士,略低于他们的博士学位。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对外国留学生是三年半,因为语言问题允许延长一点。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我需要学习与考试的三门课是《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和《元素有机化学》。二是必须完成一篇与副博士水平相当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副博士水平是指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并且要经过一个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方可授予副博士学位。答辩要求是严格的,不仅就副博士论文提问,还会对有关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问,这实际上是涉及面很广的一次口试。
至于学习和考试方法,导师继续补充道:“研究生应当不同于大学生,三门必修的课程既不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考试时间也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在论文答辩前选择任何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只要你认为准备好了,提前告诉我们,随时可以为你组织考试。”听了导师的介绍,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种开明的教学与考试方法,正适合我的口味,使我真正地掌握了学生的主动权。从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态度和蔼的学者,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威严,一下子把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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