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20日上午10时，我如约来到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由一位秘书小姐带我到副所长B•B•科尔沙克院士的办公室，接受他的会见。

他向我表示了欢迎，并简单地介绍了该所的情况。然后，我来到了导师伊凡•柳德维奇•克努扬茨院士的办公室，这也是一次礼节性的会见，并未谈及到我的学习和研究事宜。会见时，我的二导师尤拉•依万洛维奇•切布尔科夫也在座，谈话结束后，二导师领我参观了由克努扬茨领导的各实验室，大致地了解一下导师的学术研究方向。同时，为了适应日后的学习与生活，二导师还带我去参观了图书室、元素分析室、红外光谱室、玻璃制作室、药品库、财务室和食堂等部门，这些是我今后常要与它们打交道的地方。之所以与财务室有关，是因为每月7号左右，我要到那里去领取代发的70卢布的助学金，所谓代发是代替我国政府发放的，最后由我国向苏方结算包括培养费、住宿费在内的全部费用。因此，我在苏联学习，不仅在名额上是对等的，而且经费也是我国政府负担的，苏联对我们没有任何优惠。

我的导师克努扬茨院士是国际上三位有机氟化学权威之一，与当时英国的赫斯泽尔定和美国的塔伦特齐名。他平素总是喜欢穿着佩戴中将标志的戎装，这表明他被授予了军衔，同时也显示他在军事科学研究单位兼了职。他在元素有机化研究所领导了一个有近50人的研究室，分成了若干研究组，我的二导师尤拉就是他手下的一个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连我在内只有4个人。一个叫娜佳的俄罗斯姑娘，是二年级研究生；另一个叫玛尔达的姑娘是亚美尼亚人，她是实验技术员。她们二人与我算是同事，对我的语言学习和实验工作给予了不少的帮助。

据介绍，克努扬茨院士自1952年以来，一共接受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他们勤奋学习，刻苦钻研，论文作得出色，除一人因故提前回国外，另外两人顺利地通过了副博士学位的答辩，这不仅给克努扬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使他对中国留学生产生了特别的偏爱。我后来发现，与我同批学习的留苏预备生被苏方拒绝，而我得以成行，克努扬茨院士的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苏联科研部门也是实行“一长制”，导师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大师级的权威人物更是如此。

导师与我约定，每月5日（如遇休息日顺延）是与我会见的时间，用于布置任务，汇报工作和回答我在学习中提出的疑难问题。除此以外，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见他，必须通过他的秘书与他特约，否则是不可以随便找他的。至于实验中的具体问题，他完全不管，由二导师来负责解决。

2月5日，我与导师第二次会面，这是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向我说明了攻读副博士研究生的目的与要求。他是亚美尼亚人，讲话带有很明显的地方语音，同时也考虑到我刚来，听说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他讲得比较慢，有时遇到化学分子式和化学反应式，他还以笔写助谈。所以那次谈话的内容，我完全听懂了，这也增强了我用俄语学习和工作的信心。

导师介绍说，苏联研究生学位分两种，一是博士，二是副博士，前者是很难的，后者要高于欧美国家的硕士，略低于他们的博士学位。苏联的副博士研究生学制是三年，对外国留学生是三年半，因为语言问题允许延长一点。获得副博士学位的条件有二：一是必须通过三门必修课的考试，我需要学习与考试的三门课是《有机化学》、《有机结构理论》和《元素有机化学》。二是必须完成一篇与副博士水平相当的学术论文。具体地说，副博士水平是指具有新颖性、独创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只有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并且要经过一个7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通过，方可授予副博士学位。答辩要求是严格的，不仅就副博士论文提问，还会对有关的基础和专业知识提问，这实际上是涉及面很广的一次口试。

至于学习和考试方法，导师继续补充道：“研究生应当不同于大学生，三门必修的课程既不上课也不指定教科书，考试时间也没有统一规定，可以在论文答辩前选择任何一个适合你自己的时间，只要你认为准备好了，提前告诉我们，随时可以为你组织考试。”听了导师的介绍，我感到十分高兴，这种开明的教学与考试方法，正适合我的口味，使我真正地掌握了学生的主动权。从交谈中，我发现他是一个具有民主作风、态度和蔼的学者，并非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威严，一下子把我和他的距离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