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了一则非常事件：在浙江省温州市灵昆镇，一位学生家长当着孩子的面把校长杀害了，其原因仅仅是因为那位校长打了淘气的孩子一巴掌。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一事件也许只是如今时常我们在报纸杂志上可以看到的无数带血腥气的新闻事件中的一个，于惊讶乃至震惊过后，必然很快又会恢复平静；但是对我，对像我这样的与这位中学校长属于同类之人的教师，却难免会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惨痛；并且，这痛到底到什么时候才能消失，会不会在我们的心理上投下阴影并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产生消极影响很难说清。

在这起不幸事件中，毫无疑问，这位做校长因为对学生动手而首先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这样的做法为教师的饿职业道德所不容，也为国家的相关法规与《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所不容；而且我相信，尽管他的许多同事如今在回忆起他的过去时候，大多为他高唱赞歌，有意回避他的缺点与不足，可作为教师，作为校长，在平时工作中，尤其是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有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而体罚学生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也不用说这位校长，其实，在我们的中学教师里，有过体罚学生的经历的老师哪里只是一个两个？我做教师迄今已经25年，在我的记忆里，恰恰相反，能够保持相当理性，从未对学生动过手的老师少之又少。即就是我，在今天的许多老师和学生眼里的好好先生，从前就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学生动过手；而比这位校长幸运的是，我对学生动手是在《教育法》、《教师法》等这些对教师的教育方法作出了明确和严格规定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也没有遇到如此暴躁的家长。当然，我同时必须坦率地承认，之所以今天我对学生变得温和了许多，与我的责任心比之从前下降了许多是存在着相当的因果关系的。

在今天，作为一个中学教师，假如你依然对工作、对学生高度负责，那么，至少我可以肯定，你一定有过对自己的某些学生动手的冲动。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工作的难度要比过去不知要大多少：问题的一方面是，如今的孩子多是独生子女，“万千宠爱在一身”的现实，让他们变得非常的娇惯与独立，几乎每一个孩子的脾气都挺大，说轻了没用，说重了受不了，一般手段的教育能够起的作用越来越小；而对于家长们来说，因为家中只有这一个，因此，很少再有“孩子交给你老师，要打要骂听你的便”的豁然的心态。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如今的教师乃是舆论与媒体监督的重点，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稍有过格之举，就有可能遭到非议。举例说，今天居然有人认为做教师的不能批评孩子！假如连批评也不让，那你能想象我们做教师的还能做什么？难道说一味地迁就与奉承孩子？

做教师的今天教育孩子又多难，我们许多做家长的也未必不知道：作为父母，你比老师更了解自己的孩子。学校老师没法教育你的孩子，那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效果又是怎样？您的说服教育起作用了没有？你有没有对孩子的孩子动过手或者曾经产生过动手的念头？老实说，作为老师的我，虽然近20年坚持对学生“说服教育”，可在家里作为家长，我对自己的孩子却不止一次的动过手。只有表扬，只有说服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只有当它们同时与批评与适当的惩戒相结合的时候，才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效应。

“只有教不好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句话，为广大教师所熟悉，也为一些理想主义者所信奉。但是，这话的“毛病”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将事物绝对化了，带有很强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此外，它还忽视了教师教好学生尚需一定的外部条件。什么条件？那就是应该允许教师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而假如我们一方面强调做老师的应该对全体学生负责，使受教育者人人能够成材，可另一方面又对他们的手脚加以捆缚，那不是强人之所难吗？您倒来试试！举个也许并不恰当的例子：假如我们取消了所有的法律，仅仅是靠教育，那么，有可能建设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理想社会吗？

中学生有别于小学生和大学生：与小学生相比，他们的能量已经明显大了许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独立意识也可以说叛逆性；与大学生相比，他们的思想与性格显得又很不成熟，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再加上如前所述的种种或社会或家庭或时代因素，今天的中学教师真的很难，难在我们受到的制约因素太多太多，所能做的太少太少。因此，我们也就悲哀地看到了一些教师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避免麻烦的考虑，对学生的教育宁可不“到”而决不愿“过”，睁一只眼一闭一只眼。这，能怪他们吗？我以为不能。因为他们现在如同囚徒一样，身陷左右为难、动辄得咎的困局。这一困局如果不能打破，他们将无法放手工作，学校教育的效果也必然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