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高官纷纷到高校任职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话题。对于这种现象，比较一致的称谓是“高官卸任从教”。严格说来，这种说法并不严谨。这些到高校任职的高官往往是那些从原来的岗位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者，所以应称作“卸任高官”；这些高官或前高官到高校显然不仅仅是从教，而是任有实职(一般是某个学院的院长)。对于高官到高校任职的是非争论比较多了，我这里所关注的是他们的到来带来了两个新的不公平。

一个是关系资源的不公平。目前看来，卸任高官所到学院几乎都是文科学院，文科学院往往创收途径有限，申请各级课题经费力量薄弱，与年科研经费少则数百万元多则数千万元的工科学院相比，实属寒酸。在以办工科的思维评判文科价值的办学环境中，文科学院天天巴望着有谁能资助它们一大笔资金。当高官们带来丰富的关系资源时，实则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资金支持。于是，不同学校同一学科的学院在攀比，其它几所名校的同一专业都有高官任职带来的关系资源，我这所学校怎么办？有了钱，就能建办公楼，就能购置一流科研教学设备，就能引进一流人才，就能迅速树立在全国的学术地位。谁都不想输在起跑线上，可并不是哪所学校都能请得动卸任高官的。这里既有学校名气的差异，也有区位的差异。以新闻学科为例，清华、北大、人大等学校近两年纷纷请高官任学院院长，给它们带来了看得见的效益，地处中部的两所名校也非常着急，其中一所已在运作某高官来任院长，另一所则因无合适人选而只能干着急。眼看着经过几代人努力取得了目前在全国的学术研究地位可能因为高官资源的不同而面临重新洗牌，一些学校多少有些不甘。

不光是不同学校的同一学科之间在攀比，就是在同一所学校内，一个学院请来了高官而有了丰富的关系资源，也会引起其他学院的攀比。大家同为文科，都不想因为高官资源的不同而拉开太大的差距。于是，大家纷纷外出找高官资源。这样就可能出现从有无高官资源的不公平，到高官个人资源多少的差异带来的新的不公平。

第二个是高官与教师退休年龄的不公平。按现例，高校教师的退休年龄为教授60岁，博导65岁，即使他们担任了院系领导，也必须遵守这一刀切的规定。然而，高官转战高校之后，问题出现了:他们本身就是到了退休年龄才到高校任职的，他们并不是偶尔来搞搞讲座的客座教授，或任虚职的名誉院长，而是实职。既然他们65岁了还可以继续工作，还可以被视为在发挥余热，那些身体条件很好、本人也强烈要求继续发挥余热的教授、博导们为什么不能也一视同仁？

如果说前一个公平问题只是关系到学校与学科发展的公平问题，与老师们个人没有太直接的关系，那么第二个公平问题则直接关系到教师个人的切身利益，因而人们想得更多，也更让人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