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教育学博士董云川教授觉得，当今的大学越来越令人疑惑，越来越让人难以当真。他在自己的著作《找回大学精神》第三版中指出：“当今，中国大学在许多时候和许多领域陷入了言行分离、表里不符、形式和内容相悖的陷阱，随时随地面临着许多‘不得不’的选择。”

他说：“我爱大学，爱得无可奈何。”

大学如官场、市场，却越来越远离学场

董云川曾作为中国大学最年轻的教务处长效力于西南一所高校，在教务处工作6年。在大学里被称为“第一大处”的部门中，他亲身体验并深入观察到高等教育运作的方方面面。6年前，他辞去了处长职务，潜心于高等教育研究。他感慨，大学在适应社会的同时忘掉了自己，学者在教育别人的同时也忘掉了自己。他说：“教育像一面镜子，永远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当我们把这面镜子翻过来照一照自己时，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已偏离了高等教育之路。”

董云川认为，当今教育的变异最大的表现莫过于大学行政权利的泛化，这个时代的大学如市场、官场，却越来越远离学场。如今，大学更像是政府，拥有太多的机构、官员、会议和文件，其管理运行机制几乎完全行政化。大学还像职业培训中心，只要有钱，什么班都能办，什么课都能开，随波逐流，舍本逐末，办学行为几乎完全功利化。

“今天的大学至多是个仿真的系统。”他说，从外部看，中国的大学作为大学应具备的元素一样都不少，但进入其中就会发现，大学与其他社会组织没有区别，虽然拥有教授、博士、院长、系主任、学科带头人等，但这些原本非行政性的学术职别及教育岗位，在运行后迅速偏离本位，而成为行政体系中的一环，被赋予了浓重的行政色彩。在中国，大学首先被定义为行政事业单位，其次才是一个专家云集、从事教育、科研的学术团体，在管理上主要沿袭行政管理体制。大学里官满为患，冗员过剩。除“一走廊”的厅级干部和“一会堂”的处级干部外，五花八门的厅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正处级副处长、主持工作的副处长、正处级书记、副处级支委、正科级主任、副主任科员等，构成了中国大学独一无二的景观。与此同时，院系升格风愈演愈烈，原系主任现统称院长，十分荣耀。这好比原来的酱油通称生抽，无任何实际意义。

权力意志成为大学运作的价值信号，神圣的学术事务被打上了世俗的烙印，常常见许多院长、校长俯首聆听学术圈外既非此学科、又非彼学科的领导人作关于“如何加强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如何申报基地”，“怎样操作项目”，“如何开展科学研究，掌握科学方法论”的报告，这种主客体颠倒、话语角色不协调的场景令人哑然失笑。

“大学具有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但根本上是文化组织，其与政府和社会综合而成三位一体之相辅相成的立体关系。但目前中国大学定位的错误造成了身份和地位的危机，这直接导致教学科研等中心工作不到位、边缘化，以及学校机构臃肿，党政和后勤的非教学人员过多。同时出现官本位价值对学术领域的污染，各种非学术力量对学术性活动的干预，如学位授予、职称评聘等。行政泛化现象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品位和学术风气。”

董云川说，由于官本位意识的强化，形成激励走向的误导，使更多的人去关心权术而不关心学术。学术带头人官僚化和官僚“学术化”的现象比比皆是。由于大学学术管理在许多层面上被行政管理所替代，造成了教育资源浪费，大量资源消耗于非教学科研的行政和准行政行为。

“问题在于，所有的舆论在倡导和强调教育信念，而所有的场合却在保护并强化着行政信念。行政信号过强的结果是：追求方向的迷失和学校教育质量的滑坡。”他说。

董云川认为，由于支配大学运转的是行政权力而不是学术权利，作为保障教育目标实现的行政管理成了制约教育发展的枷锁。在大学行使行政权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大学办得更好。行政权力应该服从于学术权利。大学的权力只应分配在两类人手中：一类是教育家，他们出思想、出观念、出政策，引导并推动学校的整体发展；另一类是学问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出著作、创成果、育人才，攀登科学高峰，推动学术发展。两权合二为一就能够创造教育财富。

大学没有理想就如同法院没有公平一样可悲

董云川说：“大学的荣誉不在于它的校舍和人数，我们今天的大学并不值得乐观。”

“今天的大学什么都关心，谈经费、谈人事、谈机构，就是不谈教育本身，尽管大学的会议都以‘教学中心’作为开场白；今天的教师什么都关心，讲社会、怨待遇、叹机遇，就是不讲课程本身，尽管每天上课都带着以不变应万变的讲稿。”他指出，如今，商品化、世俗化之风充斥校园，吞噬着自由清新的学术空气；政策或口号成为大学发展的惟一精神支柱；许多大学因思想和一流的科技成就匮乏而等同于职业中专。只因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紧缺会计，各校就一窝蜂造就了许多“只能”做会计而不是“能”做会计的毕业生，也有很多大学没有搞懂一些就业岗位的相对饱和，并不等于这一学科的必要性已丧失。

大学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地方，但目前人们难以对“高级”二字当真，学校的人才培养工作有许多问题。很多学校培养的高级人才既不出思想也不出力气，在服务于社会发展的人群中，技术精英、思想精英、管理精英、市场精英已成稀薄之势，与高等教育产出的毕业生规模形成反差。

“这是大学本性流失的一种表现，被动适应或表面适应社会。大学以及大学所培养的人从来就应站在社会的前沿。”董云川说：“当有人认为大学除了能发文凭外可有可无时，大学就该反省自己存在的价值了；当有人认为教师仅仅是一群能给出考试分数的说教者时，教师就该反省自己存在的价值了。”

他指出，当今的原创思想越来越少，“影响中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和大学未来的危险倾向莫过于学术的仿真现象”。他说，如今，学术现象和学术真实混为一谈，铺天盖地的科研成果在繁荣之下却是苍白的。科学研究都用数字表现。学术之象重于学术之实，学术之表掩盖学术之本。浩如烟海的学术大多外不及社会生活，内不及科学人文。其基本目的是评职称，基本读者是自己，基本作用是废纸，基本归属是档案柜。

“跑”项目、“走”基地、“评”先进、“迎”专家比建基地、做项目、研学术、求至理更关键。“跑”成为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迅速普及的词汇和常规动作，“跑基地”、“跑点”、“跑项目”、“跑学科”、“跑指标”、“跑专家”，大学在“跑步”前进的同时逐步沦为指标的奴隶。人们动用强有力的指标体系，培育基地、表彰先进、评审项目、评价学校，各高校无不重视并全力关注。

“高校在不得不对付指标的同时也不能当真。因为指标是可以变换的，古今中外著名大学从来就不是靠评奖获得殊荣，真正的‘优秀’从来就不是‘文件’或‘规定’的结果，‘名师’和‘大师’也不是任命的结果。品位和特色都不是评出来的。”董云川说。

大学精神本来源于文化，弥漫于校园，存在于学生、学者、学会及学术之间。但是当今的大学拷贝出文化包装的趋势，大学精神与文化理想被符号所替代。董云川指出，到底是先有“校训”和“理念”，还是先有“行动”和“实践”？是否先找出一个高深的校训，就能办出一流的大学？最好的大学并不是先集聚一帮学者研究所谓的“文化”就形成了真正的文化？最有文化色彩的大学并没有在校园里挂满了标语或墙上贴满了训诫。总之，当前的大学不缺“文化”的表述，而缺文化的灵魂。

“大学没有理想就如同法院没有公平一样可悲。”他说：“大学精神和本性一旦流失过度，大学也就必然走向虚化和坍塌，大学教育也必将变味。”

“我们必须反思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何需要学者，为何需要大学？人要有精神，大学更需要精神。大学的生存法则，永远不能偏离高、精、博、新的特色和独善其身的气质。只有这样，才能让政府依依不舍，让大众仰慕追随。大学如果连自己都拯救不了，它还能拯救谁？”董云川说：“高等教育改革不能像行政改革一样，上半年改革下半年见成效。高等教育的转变需要漫长的周期。我们一定要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