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闻香识女人》里，美国著名导演马丁·布雷斯特讲了这样一个校园故事。

学生查理无意间目睹了几个学生准备戏弄校长的过程，校长逼他说出谁是恶作剧的主谋，否则他将被开除学籍。心事重重的查理在一位名叫史法兰的退伍中校家中做周末兼职。此时，双目失明的史法兰已经决定择时自杀，于是带着查理开始人生最后的享乐与冒险。在此过程中，善良的查理机警地阻止了史法兰的自杀行为。

影片结尾将这个故事推向了高潮。史法兰在学校对着一群伪善的校方官员，发表了一场义正词严的演讲，坚持查理有理由拒绝校长的询问。他认为在紧要关头出卖同学与良心，是懦夫所为。

史法兰谴责校方正在毁灭这个孩子纯真的灵魂，呼吁人们应该好好保护年轻的查理。正是这个在校方看来脏话连篇的演讲，博得众人暴雨般的掌声，挽救了查理不被校方开除的命运。

透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不告密”得益于社会的文化养成。有意思的是，近两天读新闻时，我却看到另一番不乐见的景象。

《武汉晨报》报道，武汉大学将在本学期期末考试中设立无人监考考场，尝试“诚信考试”。进行“诚信考试”时，“如果发现无人监考考场中有舞弊行为时，将立即停止该科目的考试，取消该班级所有同学的成绩，对全班同学实行连带责任。学校有关负责人称，”这种惩罚规则，将极大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班级观念“，学生之间也可相互监督与举报。

其实，这种诚信考试充满了暴力倾向，难道武汉大学要通过“诚信考试”将学生培养成告密者？

首先需要质疑的是，校方有何资格设定“一人舞弊，全班受过”的规则？翻开历史就知道，这不过是一种拙劣的统治术，更不该被今天的大学采纳与推崇。“株连政治”只流行于个体尚未从群体中解放出来的时代。如古代的保甲制度、株连九族的刑罚等，它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通过设定连带责任，使每个人都处于监视之中，而且互相监督。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命如草，前程似芥，人们很难把握自己的现在与未来，因为他们没有独立完整的个体权利。显然，正是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文化，使人们对未来缺乏安全感，人人为了自保，只好互相告密。

至于校方提到的理由，不过是服毒药，因为它建立在涉嫌剥夺学生自由的基础之上。校方以集体荣誉为名，督促学生互相监督举报，实际上构成了对学生消极自由的侵犯。按照校方的规则，如果学生在考试时不监督其他同学，以致舞弊行为发生，那么他将因此负连带责任，失去本次考试的成绩。不难理解，在所谓“诚信考试”的逼迫下，学生不只是考生，而且必须充当监考者。不同的是，监考老师通过惩戒学生的行为有薪水可拿，而同学监督同学，则成了“爱校举报”行动。

当然，我之所以不理解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原因———这种高度信任的“诚信考试”在摄像机监视的前提下进行。仔细想来，不但“无人监考”经不起推敲，“诚信考试”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如福柯所说，这种类似Panop鄄ticon式的监视，实际上是全景监狱的模型。即监考者在中央高塔的暗处，通过摄像机监视一切，而犯人只能假想随时有人监视，通过自律来规避惩罚，显然，这种自律是出于恐惧而不是诚信。

谁能说世界各大银行内部装有监视系统，是为了鼓励银行职员“诚信数钱”？同样，武汉大学既要搞制度创新，何苦要“高屋建瓴”，戴上道德的瓜皮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