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年底，两则耐人寻味的新闻撞入我的眼帘。一则是中央电视台“百年讲坛”节目不断打造学术明星、创造文化奇迹；一则是我的母校北京大学开办“国学教室”，吸引众多成功人士潜心钻研经、史、子、集。报道说，以研究清史闻名学界的阎崇年先生先后出版过22本专著和几百篇论文，但其影响始终止于学界，圈外少有人问津。

自从在“百年讲坛”讲了“清十二帝疑案”，名声鹊起，新著《正说清朝十二帝》出版后不到一年，就再版15次，销量超过32万册！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以研究《聊斋》见长，以前写过八九本关于《聊斋》的专著，最多也只印1万册。但到“百年讲坛”开讲聊斋人物后，一下子成了学术明星。不仅新著《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后不到一月就再版，还带动了她以前著作的热卖。而由北大哲学系开办的“乾元国学教室”，同样炙手可热。这个以“返本开新，转识成智，崇德广业，明体达用”为宗旨，以精读“经、史、子、集”为主要内容的“国学教室”，一开班就吸引了不少国学爱好者。有趣的是，学员中竟以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国家机关处级以上干部为主。这个收费不菲的“教室”将在此后的一年间利用每个周末开课，不少CEO往返于北大和本地之间，为的就是获取一缕国学的馨香。

百年讲坛的成功有赖于宣讲者的学术功底，这是不言而喻的。其中蕴含的深刻启示在于：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学术的通俗化，使有意义、有价值的学术研究走向民众，为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服务。坐在燕园的那批中年学子，不少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为什么在“功成名就”之后想到学习国学、想到回归传统？为什么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不去钻研管理学，而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钻研国学上？其中昭示的道理是什么？人文精神在实现市场价值乃至企业家的人生价值方面究竟起什么作用？我们叫了那么多年“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但冰冷的板凳难道不是在磨练了学者定力的同时，也冷却了学术成果吗？至今仍令正统学者鄙视的电视难道不是“炒热”了学者，也传播了学者苦心钻研的学术心得吗？

对于传统文化，从上世纪50年代我们就热衷于空喊抽象的原则，而少有具体的建设。“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个好办法，但传统文化积淀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之中。究竟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甚至究竟什么叫糟粕，什么叫精华，至今还说不清楚。在空喊原则的同时，倒是在“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名义下，使传统文化全军覆没！今天的中年人，大抵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下长大成人的。即便贵为所谓成功人士，其国学根底怎样，也不难想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国学教室”应运而生。我想，对于传统文化不论全盘否定、全盘接受，还是批判地继承，都要以适当了解为前提。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不知孔孟老庄为何人，不知经史子集为何书，从未听说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妄谈什么批判地继承！

两则新闻又让我想到有限的教育资源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近年来，教育是百姓诟病最多的领域，究其原因，在于受教育的不公平。一方面，是总体教育资源的缺乏，使九年制义务教育难以普遍实现；另一方面，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极度匮乏，使择校和教育乱收费有了土壤。

照“百年讲坛”制片人魏女士的说法：“中国有那么多好老师，应该让大家都来享受这个优质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最充分、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好有限的教育资源，就应该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能通过中央电视台这个平台把全中国最优秀的大、中、小学教师整合起来，长期开设空中课堂，让远在祖国边陲的孩子也能和北京、上海的孩子接受同样的教育，让下岗工人、普通农民也有机会听到北大“国学教室”的课程，那该是一件多么功德无量的好事啊！此事如果实行，不仅可以用最少的教育资源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而且必将极大地提高受教育者的综合素质，为我们国家培养更多合格的劳动者。 (朱铁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