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教委为治理学生负担过重的顽症，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制度设计，如把“减负”作为学校年检的重要指标，作为检测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的重要标准等。作为一个公民，我愿意向上海市教委致敬，因为这些政策措施，体现了对下一代“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

近年来学生负担有增无减，特别是中学生的学业负担，有时已经多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在一些中小城市，晚上10点多钟遍街都是刚刚下课的学生，而他们回到家里不知道还要用多少时间来写作业。当山西沁源21名晨练师生被载重卡车碾压致死的悲剧发生后，又有多少人注意到那是在不到凌晨6点的时候？看看那些苍白的小脸，看看那些漠然的眼睛，看看那些厌倦的神情，你就知道学业负担在怎样戕害着下一代，而且是大面积的、无声无息的、长时间的戕害。

可以说，增加学生学业负担已经成为一种集体的非理性。许多学校、老师和家长都认为，为了学生的未来，就必须牺牲学生的今天。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逻辑，因为当一个学生没有了身心健康，没有了求知的兴趣，不知道探索的乐趣，不会与人交往，没有自主意识和能力的时候，即便考上大学，也不会有幸福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牺牲孩子的今天，就是牺牲孩子的未来。

再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学生的未来和国家的未来，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也不能有效地提高成绩。北京市教科所的一项调查显示，补课的学生成绩还不如不补课的学生。

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学校、老师和家长，都能立即明白这些道理。当升学率和赞助费之间有一种无形的联系时，当许多家长不懂得教育是怎么回事时，要减少过重的学业负担对孩子的戕害，教育主管部门就必须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通过制定政策和使用行政手段，及时地遏制增加学业负担的非理性行为，而不是为其推波助澜。孩子的成长是不能等待的，我们不能把孩子送进大学之后，再去治疗应试教育后遗症（厌学、放纵、无聊、无目标等等）。那时已经来不及了。

教育主管部门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自己不要从择校中谋取利益，努力均衡教育资源；其次是要有对学生成长负责而不是对成绩负责的意识。没有这两点，就很难痛下决心采取措施。

上海市教委制定“减负”政策时，特别将“减负”作为中学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的检测指标，我以为是相当正确的。如果一个教师只能靠延长学生学习时间、增加作业量来提高成绩，说明他的教学能力和效率低下。而真正优秀的教师，是有能力通过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改善学生学习方法、精讲精练等诸多途径来提高学生成绩的，他的投入产出比应该高于普通教师，否则就算不得“高级”。

上海市教委的“减负”政策设计是否有效，还有赖于这些政策的操作性。除了自上而下的检查、考评外，一个重要的监督力量是家长。家长作为公民，对于教育似乎始终无法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前些年一些学校建立的家长委员会，似乎也有名无实，甚至难以为继。也许，只有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明确了家长的权利义务，家长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我期待着在政策设计之上，能够出台地区性的法律法规，来更有效地遏制增加学生负担的现象，比如在有条件的地方，限制班级人数、限制学生在校时间等等。毕竟，法律是比政策更“硬”的东西。陆小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