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们的存在似乎是个异数，他们是代课教师，每月四十块的工资，他们拿了数十年，他们对不公的命运，有一种踏实承受的态度。

他们如黄土一般厚道、忍耐，对外界无所求，却严格律己。

这是伯夷、叔齐采薇死节之地。

话说商朝末年，诸侯孤竹君意欲立三子叔齐为王。但孤竹君去世之后，叔齐却要把王位让给长兄伯夷。伯夷拒辞不受，他说：“这原是父亲的命令啊。”于是去国出走。叔齐也不肯继位，追随伯夷而去。

二人听说西伯昌（后之周文王）尊老，便前去投奔。等他们到达周地，西伯昌已经去世，其子自立为武王，抬着父亲的木像，率兵前去攻打商纣王。伯夷、叔齐拦住马队质问道：“父亲去世不去葬殓，反而大动干戈，可以称之为‘孝’吗？以臣下之位讨伐君主，称得上‘仁’吗？”

可是，“仁”、“孝”的道德理念怎能阻挡武王的铁骑?很快，武王取代商纣王，天下改朝换代。伯夷、叔齐以之为耻，发誓不食周粟，隐居于首阳山（位于今之甘肃省渭源县），靠采集薇菜（一种野菜）为生。二人最终饿死于首阳山。

这个上古时期的故事，见于《史记·列传》第一篇，它一直活在三千年的文化记忆中，被反复讲述和引用，它是气节的象征，它代表了在成王败寇的历史规则之外，人们有另一种向往：以生命去成就“仁”的道德原则。

然而，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它也是迂腐、可笑的象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重新书写了一系列先秦故事，其中就包括《采薇》。它以漫画的方式将伯夷叔齐从过度神化的圣坛上拉下，成为两个颟顸的老人，回归无聊、琐碎的现实细节。在坚硬的现实和强力逻辑之下，伯夷叔齐的行为犹如以卵击石。

但鲁迅一定没有料到，时代的急剧变革已经把过去颠覆得如此干净，“采薇”，和许多历史事件一样，已经被迅速抛弃。原有的道德体系土崩瓦解，丛林法则成功的进入人们内心。“采薇”，即使被人们记得，也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个意外，我们寻访的土地距离伯夷叔齐隐居的首阳山数十里之隔。冬日的群山十分苍莽，尽是裸露的黄土，在背阴面，梯田上留下一弯一弯积雪。大概很少人知道这里发生过一件对中国传统道德意义非凡的事情，正如人们都不太会注意到我们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尽管他们都付出甚多。在采访的过程中，我一再想起“采薇”的故事。这两件相距数千年的事情，有些隐秘的联系，它们和今日的现实如此背谬，但又的的确确镶嵌在现实之中。

四十五元的工资

每个月最难熬的，是发工资的日子。

这一天，公办老师都会去会计室领工资，而甘肃省渭源县张家堡小学的三位代课教师却坐在各自的办公室，不发一言。等公办老师都领完了，会计依次来到代课教师的办公室。他们签完字，把薄薄几张纸往口袋一揣。“数都不用数，就那几张。”张永林说。

自民办教师的称号取消之后，未能转为公办教师的老师可被学校聘任，被称为代课教师，他们每月的工资四十块，现在涨成四十五块，是公办教师工资的二十分、甚至三十分之一。

四十五块，在城市里也许只值一餐饭，在这里，却是代课老师辛苦一个月的回报。付出与回报差之千里，老师们几乎在做一份义务工作，但回家后，他们还要面对艰难的现实。

他们必须在上课之余做农活，每位家里都种小麦、土豆、党参，以维持生计。张永林家里堆着当地特产——党参。前段时间，他每天下课之后，都要串党参至深夜。这位刚刚四十岁的老师，深目隆鼻，本来十分英挺，但皱纹已如沟壑一般布满脸庞，下巴上的胡碴，更让他有些愁苦之色。想起这种生活，他摇摇头说，真是累得很。

62岁的王政明老师也未能幸免。40多年的代课生涯，他一直在农地和学校之间奔波，暑假要下地劳动，寒假准备过年。就在前几年，因为家里买不起煤，王政明和老伴在正月里还要上山捡柴禾。

与两位年长的老师不同，刘炳章讲起自己的遭遇时，脸上有一种悲愤和屈辱混合的表情，贫穷不光压迫着现实生存，也压倒了这个年轻人的尊严。他说，发工资的时候，真觉得寒心，“只要能拿四五百也行啊，也能感觉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

32岁的刘炳章至今未婚，这在流行早婚的农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解释说，在当地，彩礼就要两万多，家里说什么也拿不出这笔钱。即使能拿得出，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村里有一个代课教师，那么他一定是村里最穷的人。所以，每次家里托人介绍对象，对方的回答都是，人是不错，可惜是个代课教师。

刘炳章穿着一件打补丁的皮夹克和同样打了补丁的旅游鞋，这是父亲出外做建筑工人的时候捡的，已经穿了好几年。他很少去镇上，怕遇到熟人，更怕遇到相熟的同学，——彼此之间处境相差太多。他说，在学校和学生们是很快乐的，回到家帮父母干活，也不会想什么，但夜里一个人躺在床上，经常会觉得难过，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和别人一样呢？

这似乎有些难以理解，既然被现实挤压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不放弃，寻找别的出路？

老师们的回答是一致的，喜欢做老师，离不开学校。王政明说，离开学校就觉得不自在，放假了都要隔三岔五来学校转一圈。刘炳章则讲起在小学遇到的数学老师，在老师的照顾和影响下，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优秀的教师。

他们的热情从课堂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些在台下显得憨实窘迫的人，一登上讲台就神采焕发。刘炳章教五年级的数学，他的班级是气氛最活跃的。学生们为了举手抢答问题，甚至站了起来。按照他的设计，当有一名同学回答对了，全班同学都站起来冲着她鼓掌，有时候则齐声说:“×××同学very good！”

遗憾的事？这算一件

在中国传统的秩序里，每个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这是人们做选择最重要的依据。在乡土传统深厚的甘肃，现在依然如此。

因此，尽管每个老师都有许多艰难的故事，但最令他们心酸的，却非关自己，而是关于家人。

张永林的父母在三年内相继去世了。他回忆起三年前，母亲在定西医院被确定为子宫颈癌时的情景。当时他脑子里“轰隆”作响，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他走到楼道里，快步走来走去，走了一会儿，才扶住墙壁，眼泪“哗哗”掉了下来。

讲起这件事，张永林用手背抹去眼泪，如果当时能早点发现……

和父母的感情与道义，似乎不用解释。家庭决定了张永林的人生选择。1985年，张永林高考落榜，本来可以复读再考，“比我瓤(差)一些的人后来也考上了，”但是家里三个姐姐都出嫁了，农活没有人做，张永林就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回家务农，后来又遇到机会，到小学任教。他说，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他转成公办教师。

唯一令张永林心安的是，老人晚年，尤其是生病之后，都被伺候得很好，“这在村子里是有名的。”

刘炳章的经历和张永林有些相似。高考落榜后，父亲生病了，为了能去医院做手术，父亲抱病四处借钱，借回来的钱里有一角的，有五角的。刘炳章被此情此景刺痛了，于是决定不再复读，留在家里为父母分忧。

在王政明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儿女。大儿子在兰州工作，戴着一副眼镜，穿着干净的夹克外套，谈吐斯文，与周围的人完全不同，女儿则系着围巾，在一边沉默寡言，是一副农妇的样子。

王政明说，女儿四年级就辍学了，当时家里非常困难，女儿辍学后在山上放羊，供大儿子读书，——儿子学习好，比较聪明。但他们也许没有料到，兄妹俩的命运截然两分，女儿口里说不出，心里肯定有埋怨，但是再埋怨也成了现实。“耽误了女子，一生弥补不上。”“如果你说遗憾的事，这算一件。”王政明抽了一口烟，沉默了。

作者/郭玉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