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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崇安
蒋多多“挑战”高考的事件已经发生一个多月了。我知道的时候也已经在一个多月以后了。这一个多月里中国人都在想些什么，都在做些什么呢？对这个事件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态度呢？是不是争论的声音早已平息了，思想也已停止了呢？
当我最初知道蒋多多的时候，第一印象就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孩子，我也觉得欣喜，要是中国有更多这样的孩子，我们就更有希望了。同时，我也感到遗憾，遗憾她不是我的学生，否则，她没有必要这么“惊世骇俗”。对于多多，我是充满敬意的，但是，我也害怕，害怕这个事件以及它的意义会被时间很快地淹没的，因为中国人向来是善于忘记的。但果不其然，事件渐渐地冷落了，烟消云散了，人们又开始关注另外的热闹了，这是迟早的事，我也早已料到。但是，对于我，却不能不言。知道了就决不能袖手旁观，堆积于我的心中的有许多问题，我要质问：
一问：最好的制度还是最坏的制度
最常见的论调是高考是迄今为止最好最公平的选拔制度，而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替代。而其实这哪里是最好的制度。表面上看是公平的，其实表面的公平下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公平。这样形式的公平只能导致普遍的“贫穷”、“平庸”，这是最大的不公平，这种平均主义或绝对公平是以牺牲效率和个人能力为代价的。中国人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特殊偏好，这在计划经济时代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迄今仍然严重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这种绝对公平导致绝对贫穷的思想已经在经济领域得到了很大的纠正，人们开始重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种思想还根深蒂固，这种小农的意识，这种短浅的目光从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们。
判断一个制度的优劣好坏，最根本的是要考察它的效能，也就是质量和效率。从教育质量上看，我们的应试教育是最失败的教育。这从现代大学生的素质及其就业状况就可以看得出来。许多人欲探求以下问题的原因：为什么中国那么多人口，而至今都没有人获诺贝尔奖；为什么中国学生在各种国际竞赛的成绩是数一数二，但中国的科技实力距离发达国家间有那么大的差距？这其实都与中国的教育质量不高有关。
再者，我们还要看高考制度能否促进中国教育较高速度的发展，能否对提高学生的素质有很大帮助。实际上，现代高考制度成了整个中国教育发展的一个制度性的瓶颈，一个根本性的掣肘因素。其培养出来的学生高分低能是很普遍的现象。请问：这样的制度，还值得为其辩护吗？没有更好的制度可以替代只是借口。
凡此种种，我们又凭什么说，现代的高考是最好的制度？当然，我们也并不主张废除高考，也不是要简单地废除考试，而是我们应该考什么，怎样考，是全国统考，还是大学自主招生。我们还认为，除了大学自主招生之外，还必须实行大学自治和大学的宽进严出的培养模式。“宽进”，并且以学生的实际的素质，而不单单是高分为标准，那么就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教师的教学负担，从而可以把大量时间用来发展各自实际的能力。“严出”可以限制特权对于大学教育公平的干扰，没有实际能力的学生毕不了业，这会使特权派望而却步。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大学教育以及基础教育的质量。
对于现代的高考制度和高考模式仍然以公平为理由而抱残守缺，是极可怕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将严重扼杀中国人的创造力。过去，学者们提出要有“文化的自觉”，然而，无动于衷者众多。而文化是具体的，其中主要表现为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一个民族最基础的文化。现在，我们应该更多的要有一种“制度自觉”的意识。从长远上看，制度环境更决定着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所有的综合国力也都是建立在一定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没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就不可能有国家、民族实力的进一步增长。
蒋多多，一个普通的高三女生，却有着清醒的“制度自觉”的意识，这多少有点令我们欣喜，而支持蒋多多的中国公众，尤其是年轻人，这更让我们感到了一点希望。但是从总体上说，中国人的“制度自觉”的意识还是很薄弱的，即使有，许多人也往往对如何改革发展旧的制度缺乏清醒的认识。但不管怎样，现在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清醒了。
二问：适应世界还是改造世界
在发言的网友中，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应该学会适应社会，适应制度，甚至有人提出口号：“没有适应不了的环境，只有适应不了环境的人”。这是怎样的适应观呢？仔细想想，你会感到可怕。
肖伯纳也曾说过：“有理性的人让自己去适应世界，而没有理性的人，让世界来适应自己。所有进步发展靠的就是这帮没理性的人。肖氏的适应观是不是和以上网友的适应观一致呢？肖氏强调的其实是“让世界来适应自己”，而我们的网友强调的却是“让自己去适应世界”。
我们许多人总是一味地强调，“你一个人能改变世界么”，言下之意就是还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吧，这样你不会吃亏。但是，如果改变不了世界，为什么不试图改变自己，如果改变不了大环境，为什么不试图改变小环境？世界的改变难道不是靠了每一个人的努力？如果大家都一味地去适应世界，甚至削足以适履，甚至捏扁了头往里钻，甚至磨平了棱角而哗众取宠，那么，我们的社会还如何发展？不仅不会发展，不仅会停滞不前，而且还会严重后退。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要不断打破旧的“戒律”，然后才能不断前进。如果还奉行“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圣旨”，如果还一味在前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如果还一味和不良的制度同流，那么中国是不是还要再退化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才能觉醒？我们才觉醒多少年啊，现在又开始走回头路了。希望啊，希望，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在何方？不仅民族、国家的发展不能一味地去适应旧的制度，个人的发展同样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否则，他（她）也只能甘于平庸，泯然众人矣。
其实，透过字面的意义，我们可以发现，肖伯纳所说的话其实有反语的一味。至少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肖伯纳说，社会进步发展所依靠的是那些所谓“没有理性的人”，而实际上这些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是真正有理性的人。有理性的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严守法律和制度，什么时候该挑战并改变法律和制度。当制度阻碍社会发展时，我们就不能表现得像绅士。如果认为，那些欲求“让世界来适应自己”都是非理性的人，那么，那些推动人类进步的革命者还不都应该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人、一群疯子、神经病。实际上，他们是最理性的人。理性的人，并不代表适应、顺从、循规蹈矩，他们往往还是最富有激情、勇敢、忘我精神的人。
很多人在指责多多“叛逆”，这“叛逆”其实就是肖伯纳所说的所有进步发展所依靠的“非理性”，而这叛逆正是人类的希望。甚至说多多“傻”，她傻是因为她考虑了整个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国家、民族的未来，而唯独不考虑自己。其实，如果说这种人傻，那么，人类的历史便往往是那些“傻子”推动的。他们，那些傻人都是为了众人利益敢于牺牲自己的人。假如，我们的世界上，没有这些傻人，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
其实，正因为，多多叛逆，所以她才有能力，正因为傻，她才对国家、民族的发展有着清醒的意识。
有人甚至说多多心理不健康，其实多多这种人往往最坚韧。那些只知一日三餐，无所用心人士，当然可以说自己心理健康，可以酣然入睡，可以高枕无忧，可以高寿。而一个人如果只是生物意义上的活着，而不能为我们的社会，为人类的进步尽一份心力，那么他们的心理是不是最健康？
Intel前CEO安德鲁•葛洛夫以自己的经验和西方的文化认为：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onlytheparanoidsurvive）。这“偏执”是和“叛逆”以及肖伯纳的“非理性”都是一样的意思。肖伯纳和葛洛夫是西方两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但是同样都代表了西方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是一以贯之的。这是和我们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一个开放，一个保守；一个大气，一个小农；一个勇敢，一个懦弱；一个豪迈，一个狭隘；一个激进，一个萎缩。在文化上相比，我们已经输了，但是我们却远没有一种文化的危机意识，远没有文化的自觉，而却往往不乏文化的自大，文化的固守。我们中国的青年太缺乏的就是一点棱角、一点个性、一点狂放、一点不羁、一点偏执、一点叛逆、一点傻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