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的大上海，生活娱乐鼎盛一时。要触碰它的“肉”，理解它的“灵”，就要先层层剥落它的外衣，电影便是最紧要的一层衣裳。老电影史的研究专家张伟，在他的《前尘影事》中就从另类视角扫描当年华裳。
赶在老电影之前，电影院先在上海站住了脚跟。上海租界里的外侨和住在租界的上层人士的娱乐消遣主要是电影。那时电影院规模都很小，甚至有点像会所，是个开会活动或是兼卖西菜的地方。这些影院里放映的大都是外国影片。直到1908年的虹口大戏院建成，上海才有了真正的电影院。
张爱玲在《多少恨》中说，“现代的电影院，本是最大众化的王宫。”当时的虹口大戏院的水泥地和木板椅子也都算是不凡，何况后来的玻璃、丝绒、仿云母石的伟大结构，当然是老百姓心中的王宫了。而且最便宜的电影票只要一二毛小洋，普通人还是有能力偶尔奢侈一回，走入“王宫”里看个够的。
上世纪30年代电影业飙到了顶点，算得上是人人有位子，天天有新片。有人统计过，上海所有影院的座位总和，平均下来，每7个上海人就有一个位子。影片就更多了，单算好莱坞的影片，每年就有600-800部进入上海，基本与欧美同步。另外，国产老电影每年六七十部的产量。差不多每天就有2部新片。
国产老电影借着这股影戏院的劲风，遍地开花了。20多年的时间里，共拍了3000多部影片，只可惜当时的电影胶片是自燃胶片，在温度超过30○C就会自行焚毁，好多经典的影片只能在记载中回味。今天留下来残骸的不足十分之一，而保存完整的不过百余片。今天看到的《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照单全收上海当年的风情。
流浪汉开影院
一文不名的西班牙人雷玛斯，流浪到上海，一不小心开创了上海的电影业。当年流落在沪的雷玛斯，看准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青莲阁茶，是个热闹人多的地方。就借贷了400块钱，买来一部半旧不新的放映机和几部短片，在青莲阁的一小间里挂了一块白布，开创事业。当时在青莲阁看电影，每场15分钟，票价3个铜板，影片多是新闻和风景。
雷玛斯淘到了上海电影业的“第一桶金”，4年后建造虹口大戏院，成为上海的“第一”家正规的影戏院。张伟的《沪渎旧影》一书介绍，1908年，虽然当时上海滩上大大小小的可以放映电影的场所不少，但是规模和专业都不及虹口。虹口大戏院有250个座位，以放映风景和新闻短片为主。据说当时的水泥地，木板椅，观众多讲粤语，木履助兴，“霹雳啪啦”，十分热闹。今天看来简陋的设施，在当时却是不凡。观众非常踊跃。
“大众化”的虹口大戏院让雷玛斯发迹、赚钱。雷玛斯第二年建“豪华型”的维多利亚大戏院（今已废），800个座位，设有豪华的酒吧，供侨民和士兵尽兴喝酒。维多利亚的票价也是当时“第一”高的，前座一块七角，后座七角。其他的外国人也追风一般，紧跟着在虹口租界一带建造了好多家戏院。虹口租界成了上海影戏院的据点。
雷玛斯毕竟是老谋深算，瞄准西区电影院的空缺。1914年，夏令配克影戏院（今新华电影院）选址静安寺路，成为第一家开在西区的电影院。夏令配克影戏院经营手段很灵活，虽然以放映美国片和法国片为主，也不拒绝国产片。最早的长故事片《阎瑞生》就是在这里首映的。
“马路天使”和赵慧深
今天的多伦路上，有家老电影酒吧，《马路天使》仍然在这里上映当年的辉煌。完全现代的装饰之下的老电影，愈发“显摆”了上海的喜新不厌旧。
“天涯呀，海角”，《马路天使》里的这首嗲声嗲气的“你侬我侬”萦绕耳边，自然会牵引着“知音人”随着这首“天涯歌”哼上几句。这歌声依旧扬起蠢蠢的柔情。周璇，那个大上海年代的当然“玉女”掌门，以其彻骨的“纯”赋予这首歌别样的“情”。
一个清纯玉女，另一个街边妓女，两种人，同样的生活，命运并没有多怜惜哪个。有人说，“靠一部影片成就一生的电影艺术家，非赵慧深莫属”。赵慧深，本是话剧演员，在《马路天使》中饰演妓女小芸。不多的几句台词，淡淡的眼光，邋遢的步子，落寞的身影，这几组简单的镜头就清晰地勾出一个善良不幸的女人。一场大雨的夜晚，小芸在街上拉客，跌跌撞撞不稳的脚步不时踏在泥水中，无奈，厌倦又有些放任地去裹紧披肩。就这几步路，也得艰难走过。
国歌金城王丹凤
今天的国歌是1935年拍摄的《风云儿女》的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风云儿女》首映是在金城大戏院，戏院散发的说明书上首次刊登了这首歌的歌谱。这首歌歌词激越，旋律铿锵上口，很快流传全国，成为大众最喜爱的歌曲。解放后，被定为国歌。
金城大戏院也有王丹凤的“小金库”。金城大戏院（解放后改为黄浦剧场）是柳和清的家族产业。王丹凤招架不住柳和清的热烈追求，成为柳氏家族的媳妇。据说，当时上海的各个电影公司之间，流行互相挖角。为了防备辛苦栽培的明星给人挖走，很多公司费尽心思。将大明星娶回家，应该是留住演员最高的“一招”。周璇不也登堂入室，做了柳家的干女儿。
争夺观众，各影戏院也是格外卖力的。最早雇佣吹鼓手，大吵大叫，制造声势，到后来登报纸，印说明书，张贴大海报，甚至连电影插曲的乐谱也都可以卖到和一张电影票相当的价格。
译意风小姐
早期影片都是国外的默片，对不懂洋文的中国人来说，字幕是毫无意义的。“译意风小姐”就坐在电影院中随意的一个位子，专事同声翻译工作。当年上海高级点的影戏院里，座位的背面都挂着一个耳机，戴上它就可以听到中文的大致意思的翻译，听这种“译意风”是要另付费用的。而早期看电影的人多是外侨和中国的富人，他们中多数不需要这种“译意风”。
1939年大光明影戏院的译意风小姐———卢燕，自称喜欢这份工作，可以免费看电影。恐怕她热爱电影的程度远胜于“译意风小姐”的工作吧。
不过，这种翻译是一个人独自翻译整部电影，从头到尾，无论电影中出现多少人物，也永远只有同一个声音，来自“译意风小姐”。
最好的文艺片《到自然去》
这是孙瑜导演的第一部国产有声故事片。1936年拍摄，依据的蓝本是英国话剧《可敬的克莱顿》。原剧描写的是英国贵族小姐和仆人们乘着私人游艇到太平洋旅行，触礁而落入了无人的荒岛上。荒岛的生活完全依靠会打猎的仆人们。这样，原来的贵族小姐为了生存而做了仆人，原本的仆人成了新生活的主人。这种主仆关系维系到获救之后，又戏剧性地还原了各自的身份，主人依旧是主人，仆从终究还是仆从。
《到自然去》，只是将英国的贵族社会移植到了中国军阀时代的所谓上流社会。基本情节没变，但在故事的结尾，仆人马龙从荒岛回来后并没有接纳原本的“仆人”身份，而是毅然离去，前往“南方”。
这部影片成为当年最好的娱乐文艺片。诗情画意，优美的画面，处处感受社会的不平凡和人生的坎坷。其中“追鹿”、“狩猎”等场面的拍摄效果，完全可以与欧美媲美。吸引了不少纯粹“为娱乐而娱乐”的观众。
远东第一大影院
大光明影戏院（今天的大光明影院），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滩各影戏院中的“龙头老大”，号称“远东第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也仍然独领风骚。
开业之初的大光明并不顺利。1928年，中美合资开办了大光明影戏院，在静安寺路派克路口（今天的南京西路216号）落成。开业不到两年的时候，因为上映辱华影片《不怕死》引发诉讼，声誉扫地，1931年被迫关门。第二年，英籍华人卢学典，联合其他外商，考察了上海市民文化消费状况，决定投资110万两白银，请匈牙利著名建筑师乌达克，按照远东一流标准设计，重建大光明。1933年更名为“大光明大戏院”，首映米高梅电影公司的《热血雄心》。从此开始了大光明最辉煌的时代。
新建的大光明大戏院是典型的美国风尚，上下两层，宽敞舒适的座位有1961只，有观众休息厅3处，喷水池3座，场内全部是纯羊毛地毯。夜晚顶层高达16米的方形灯塔，灯火通明，远远就能望见。
当时欧美的高级影院都有乐团配合默片的放映。大光明就不仅有意译风，还有“著名”的乐团伴奏。乐师们必须先看过影片，再决定配乐。虽然只是粗略地吻合剧情，但也足以吸引上海时髦的年轻人。
张爱玲的不了情
张爱玲的名字随着《不了情》的上映，再次轰动一时。战后的1947年，电影广告也开始复原，重新活泼起来。四月二号，《新闻报》电影广告版刊登“影坛特讯，文华影片公司出品，《不了情》，桑弧导演，张爱玲编剧。”四月三号以后，出现了陈燕燕、刘琼的剧照，并有广告词“无尽般哀愁，千万种感慨”、“银幕上演员勿哭，银幕下观众哭”、“情近乎痴、爱入于真”，真是颠倒众生。头轮《不了情》在卡尔登和沪光两戏院上映，接着由国际戏院上映二轮，十分轰动。
1946年，一直多产的张爱玲完全没有作品发表，当然是与胡兰成大有关系，在那年二月去温州探访逃亡中的胡兰成，却发现胡兰成的情人中除了小周之外，还有一个范秀美。回程途中，把感怀写在1947年发表的《大家》月刊的创刊号的《华丽缘》中。开头第一句就是“正月里乡下照例要做戏”，最后写道“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的在厚棉袄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这只言片语的隐晦含混，多少透出了难以了断的感伤。
张爱玲把自己的“不了之情”变换成另一种面貌，放在了《不了情》里。电影上映后的一个月，胡兰成就在六月十号接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算是给自己这段不了情最后的了断，还随附30万元的“分手费”资助他逃亡。
张爱玲的不了情就这样随着电影《不了情》的散场而曲终人散了。
一轮二轮三轮
过去的电影院多称作戏院。赫赫有名的就有上海最早建成的虹口大戏院、卡尔登大戏院、光华大戏院、奥迪安大戏院、夏令配克影戏院、大光明影戏院、孔雀大戏院、新光大戏院等等。
到戏院看电影可是老上海生活的“重头戏”。当时电影“copy”只有一个，各家影院要轮流放映，就形成了头轮、二轮、三轮和四轮电影。头轮和三轮之间一般要相隔一两个月，和四轮之间最长要相隔半年之久。各家电影院的头轮电影也要相差几天。有的影院是国产片的头轮，外片的二轮；有的影戏院是外片的头轮，国产片的二轮。外片几乎与英美同步放映的，所以当时的上海电影业号称是远东第一。
这轮回着看电影也有学问的。看头轮戏的多是上流社会的男女，为了社交，为了生意。也有赶时髦的年轻人谈恋爱时，请女孩子看头轮戏，那就意味着顶级的尊重呢。头轮就是最早的场次，价格也最高，一张票价要2块大洋，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的一个月薪水。这样的消费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到的。头轮电影的服务也棒，白俄小姐领位，进门就有拿牌子存大衣、帽子的衣帽间，各色自助茶点都非常精美，大有高级会所的味道。这头轮的电影成了当时上流社会的一个据点。等到了二轮电影，六到八角小洋一场。三轮电影三四角小洋，四轮就只要2角小洋。新片一般是三四天为一轮。
据说，鲁迅当年的稿费能够每千字六块大洋，是普通作家的三倍。但是鲁迅先生嫌弃达官显贵，也偏好去看二三轮的电影。张爱玲也是电影迷，1934年四月，初中三年级的她，也曾经为了看一部谈瑛的《风》，坚持从杭州赶回上海，继而得罪了后母。她常光顾的戏院多是三轮。
《野草闲花》配音
20世纪初，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带最初的简陋影院，就是依靠一批低劣的乐手，嘈杂的洋鼓洋号作配乐招揽观众。结果，往往令人大倒胃口。有报纸讽刺说“喧哗之声，不绝于耳”。这种雇佣乐手的手段仍旧用在各种影院，区别就是乐手的演奏水平。当时，高级的影院已经开始雇佣钢琴、小提琴伴奏。据说，音调最佳者，首推卡尔登影戏院，其次是维多利亚和爱普庐。当时的观众要求虽然不高，但是也有评价“其佳处，能吻合剧中之状态，且悠扬得体”，“惟中央则去”开始发现观众已经开始对影院的配乐有个更高的要求了。
孙瑜把《野草闲花》的主题曲《万里寻兄词》，请新月留声机唱片公司录成歌曲，一方面公开出售，一方面在影院里配合影片播出。在影院里播放“配音”的活很累人。狭窄的放映间里，有人瞪大眼睛盯着银幕。一看见主角阮玲玉或是金焰开口唱歌的镜头，就地立即把唱针放在唱片上已经用红铅笔作好记号的位置。就是这样，也还是不小心会播错歌曲，对不上口型。中国的第一部“配乐有声片”就这样慌慌张张的成功了。导演最熟悉剧情，也就只好由他本人担当了这个“手工”配音。三天后，才交给专职配乐师。
《沪滨闲影》
上海，自晚清以来，就带着浓重鲜明的近代都市印记的娱乐空间设施，消费方式在租界破土而出，一个多元共处的娱乐主体渐渐生成、成长。
罗苏文的《沪滨闲影》，从城市的眼睛外滩，一路看到私家园林。城市的骨架显示着历史给予城市的积淀。而各种书刊，舞台，球场吊足了年轻人的梦想，培植了新的文化元素。大块的空间建筑，勾勒出老上海从传统商埠步入近代大都市的百年间，居民娱乐休闲生活更新的多彩侧面。从那些被岁月毁损的角落里寻觅出令人回味无穷的闲趣。
“书刊迷的梦境与乐园”一章中提到，早在1915年，就有为了鼓励小说家的兴会，凡购阅《小说月报》的读者都有社员资格，不取入社费。社员们要按期应会课（即参加征文），每季度评选出的第一名，每千字十元，第二名每千字六元，第三名每千字二元。要知道鲁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稿酬就每千字六元，只相当于这个内部征文的“榜眼”而已。
在“西乐之声徜徉”中，我们发现，原来上海最早的西洋乐团，是外籍巡捕的业余消遣。在1863年（同治二年）就有专门的基金供养。1868年，捕房乐队的年度费用是1500两银子，每月125两开销。指挥的薪水定在每月75两，嫌钱少，竟然没人干。上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好莱坞的影片就一直伴随上海电影事业。有点崇洋的“小资”情调，实在是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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