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本报连续刊发了几篇关于小学升初中的新闻报道，披露了一些早已被我们社会所接受和默认的不正常现象：市级三好学生却不能进入所谓的名校初中“实验班”，各重点初中的综合素质测试不公布成绩而采取黑箱录取，择校费一路走高还要家长承认是“自愿交纳”，甚至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家长就着手筹备“小升初”的择校大战。
这些发生在北京的怪现象并非北京所独有，根据《人民日报》的综合报道，在上海、武汉、西安、南京、沈阳等许多地区，都在这个春夏之交上演起“小升初”的“激烈角力”，不仅学生家长为此承担了高昂的经济支出，不计其数的小学生也被这样的角力折磨得精疲力尽。无论我们是否有勇气承认，我们都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改革滞后、管理缺位的现行义务教育制度不仅没有造就快乐的一代，相反，过于激烈的竞争、日趋严重的教育不公平正在摧残祖国的花朵。
择校大战的实质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其原因则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而失衡的背后恰恰反映出教育管理的落后。这种落后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均衡教育资源的力度远远不够，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择校大战已经初现端倪，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择校费的一路高企，重点校越来越豪华阔绰，薄弱校则日益捉襟见肘，这种两极化现象转而强化了家长们的择校动机，导致今天的失控局面；其次，在优质教育资源总量不足的情况下，教育主管部门没有找到相对公平又富有活力的竞争模式，例如，北京市曾经实行小升初的“电脑派位”制度，但由于该制度有一定的僵硬性，不符合因材施教的教育规律，又缺乏严格的执行保证，很快就被择校大战全面击溃。
择校大战的弊端是什么呢？一是带来了更严重的教育不公，由于择校需要交纳高昂的择校费用，工薪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被重点学校排除在外，只能对口入学，而这样的对口学校往往就是薄弱校；二是无限加大了资源配置的社会总体成本，为了应对择校大战，各种奥数班、培训班、特长班应运而生，小学生无不疲于奔命，到了五月份，择校测试此起彼伏，人际关系全面启动，学生、家长、学校和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处于“集体癫狂”状态，整个社会呈现出失序的局面。
更严重的问题是，择校大战滋生了一种隐性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这必然导致寻租行为，并衍生为教育腐败。众所周知，几乎每所重点中学都以“实验班”的名义保留了一定的免费升学名额，这些名额的配置权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其运作模式是完全不透明的，这里面藏着多少“猫腻”几乎是路人皆知。如果不能弥补教育腐败的漏洞，我们的教育制度早晚要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实践，我国的义务教育从未像今天一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教育关乎民族的兴盛，教育改革关乎儿童的健康成长，教育公平关乎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如果看到了择校大战的诸多弊端却不加以消除，我们面对祖国的花朵应该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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